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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高貴的精神


     





      一

      這確實不易描述。困難不僅在于因缺乏體驗導致的傾聽困難,而在于人的氣質離得太遠。從取道到語言,傳遞是困難的。

      是關于高貴的話題么?也可能它更接近"尊嚴"。反正這個范疇包含著一批漢語詞匯,但是似乎個個都語感不足。

      漢語特殊而豐富;蛟S是由于詞匯富足得溢出,反而導致了分量的減弱?不知道。我經常體會到漢語的美感;但我也時時覺察到,似乎它存在著一種分量的平均化。

      我需要一個--它處用則不宜、此處一字如釘的語詞。哪個漢語單詞最能傳達這些含義呢?

      是高貴?尊嚴?貴族氣度?上品的資質?是不可冒犯的習慣?是一種天性中的優越感?

      我選不出。沒準,在這一類語詞里,外語的選擇會比中文好些。就像街上的老外,無論黑白,他們大步走來,表情明朗,眼睛直視。一般說來,比起東方來,他們不那么費猜和曖昧。

      是憤怒的權利么?

      不,最醒目的、窮國小民和列強國民的區別,往往是憤怒的表現權。我們經?吹搅袕姷墓裨诤炞C處、在賓館和飛機場、在一切服務業的前沿地帶,大發雷霆大光其火。

      而窮人不能那樣。除非秩序崩潰天下大亂,窮人輪上浩劫也過上節日,那時可以表達憤怒,甚至可以恣情發泄。但是在平日里,窮人總是考慮退路,考慮不成之后的次之、再次之和最惡的可能。窮人不發怒。

      是拒絕的勇氣么?

      在這個文化里,我們有拒絕的古典,羅列著一個個絕對的例子。許由對王位禪讓的拒絕,陶淵明對五斗米俸祿的拒絕,關云長對上馬金下馬銀的拒絕……只是,拒絕的人早已犧牲。面對不潔的利益,安享的人青春不誤,購車置屋,成了人們艷羨的標的。--民族的精神,就是如此地分裂著。

      或者,是歧視和自尊的矛盾么?滿街的外省工人潮水般涌入城市,就如外籍打工者涌入美國和日本。北京話本來粗糙;居然還讓"謝絕河南人"等標語貼滿電桿。在白紙黑字的證明之下,歧視的癌,正在蔓延。

      但我觀察的,只是河南或哪里的打工者。

      腐敗的權貴不足為訓。對我來說,惟底層如蟻的小民,惟他們的自尊與否,才有巨大的意義。

      誰會為我們解說?飽暖或饜足是不夠的,富;蜇敻皇遣粔虻--確實還存在更高的形式。確實還存在這樣的問題:在活下去的同時,怎樣做才能保住生的尊嚴;微渺的流水日子,怎樣過才算有過生的高貴。

      這是很曖昧的事;人的生存可以奢富至極,也可能窮窘潦倒,但在形容不出可是看得見的地方,有著一條不容侵犯的界限。

      依然是一個精神的,關于人的氣質的話題。

      仍然是爭論各方都無視的、民族精神的高貴與否的問題。是的,就是它,它比經濟大勢、比是非成敗,更影響著我們的未來。

      二

      如今議論這些使人害臊。喘息掙扎在黏稠的人群,你自己先覺察到不合時宜。如今人只有在撒謊時才偶爾提及正義。如落后的標志、如墻上剝落的舊標語般的正義,正靜靜地被罰在一邊。每一個路人瞟過的眼神,都含著一絲嘲意。時代已經改變,沒有誰對它頂禮,也沒有多少人為它守節。

      更高的標準在別處;傳說在那兒,有社會進步的方向。

      從研究院到討論會,從雜志到電視,從精英到蠹蟲,從感覺到語言--這些地方都是當今智識階級搶占的灘頭。不僅在西方中心獲得了理解,它們還正被渲染成第三世界的聲音。

      F·法農說,殖民地奴才喜歡偷窺主人的街區,他們的夢想就是擁有。真是如此。翻翻書,若干年來,中國文人不過一直在絮叨著如此的奴才夢。他們反復地寫:我仇恨因為我沒擁有,我偉大地擁有了,我甚至擁有主子的老婆了,你們為什么還不承認奇跡?為什么還不給我諾貝爾獎?

      所謂高貴,就是不能忍受這種天一熱就孳生的、蒼蠅老鼠的道路。哪怕它接著軌,是全球化的道路。只要有一絲氣在,人就不與蒼蠅為伍。今天仍有這樣的人,他們輕蔑地聽著鼎沸人聲,拒絕與這一邊同路。

      不平比比皆是,誰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只不過,大家雖然都喊叫著看見了,可就是不做動作。由于油滑,更由于壓力和民族傳統的教育。偶爾跳到街頭的抗議,往往是滑稽的。慢慢地,大家都畢了業,學會了看客的輕松姿勢。

      所謂高貴的人,他們的懷里并沒有多一把刀。他們的特殊之處,不過就是從卑鄙的旁觀中憤怒地跳了出來,如電子街頭的石秀。

      高貴不僅是天性,也是修養的結果。本質的行走,會督促途中愈來愈認真的求學。像刀刃的蘸鋼和打磨,刀的質地,要求摒絕浮躁和單薄。

      這不是小說中偽造的貴族。王侯將相,寧有種乎,遇羅克啟發的,是平民的尊嚴,是可能潛伏底層的高貴。同樣,對遇羅克的懺悔,也決非干凈的回想錄,而是接續他與特權主義的對峙。我們對過去(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環而已)的最徹底反省,就是對歧視人權的血統論的永不媾和的宣戰。

      高貴的精神所以難得,是因為在獲得高貴認可的同時,人還必須承擔責任。是的,在我們這個族群,在這個黃色的如巨流之浩蕩的群眾里,最難求的品格就是承擔責任。

      正因此不避難的譚嗣同才被懷念不已。奢談什么大任于斯,人不一定就命定著--哪怕一抔一握的事業。并非什么機遇難逢,多數人都回避了--該他完成的那一件事。只剩下了譚嗣同;他們是百年一現的高貴之化身,不避一己的流血流言。他們注定要為歷史承擔責任。于是歷史為之劇化,時代的巨鐘,被一頭撞響了。

      三

      街上流行什么?考據派利用資料、留洋、圖書、圈子--所有都市的條件,用權威的口氣為現實提供證據。海派則--他們迫不及待地呼喚著:到田野去呀,去發現百姓的秘密!

      考據派和海派,都有著時髦的八十老者、貼"導師"標簽的中年、如賊一般時刻窺探利害的新人。他們已是多層次、多學科的挖掘梯隊,舉著鏟子鎬頭,對著文化的礦藏。對少數民族的文化,他們的講解尤其恬不知恥。他們是新潮的特種部隊,比美國電影的野戰排還要兇惡。野戰排不過殺人而已,他們卻侵犯民眾的內心!

      還有另外的種種。

      如F·法農諷刺的,我們還看慣了--在帝國母雞的院子里,"文化會議的桌子上,大講著西歐價值的特殊及豐富。"這種桌子比法庭還具裁判的權威。中國的知識人的小算盤是:你盡可吹噓你的價值高,而我要在這價錢更高的講壇,宣傳我的存貨,它也特殊而豐富。我要強調:我正在為詩而受難,我已經有家難歸,所以才漂泊在西歐北美!

      在荒涼的此岸,在窮苦的故國,在真的苦難和詩共存的現場,犧牲已不知祭獻了多少回,民眾已不知經歷了多少事。已經不知有多少--使青年和民眾激動的詩,流行過,又消失,再出現--扮演英雄的詩人不敢說:在窮而無言的故國,詩從來沒有絕跡。

      生存永遠比表演更難。在中國活著--這件事本身,就可能是一件尊嚴和高貴的行為。

      當我也一只腳踩在那邊,當我也坐在那些"文化桌子"邊的時候,我看見了--偽裝的苦難。我暗暗驚愕,終于不能忍住惡心,我拔回了自己的那只腳。不,連苦難都可以當做化妝,還談什么高貴。

      中國的文學和學術,它們的氣質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品格,是歷史的產物。在半殖民地,富足和教養屬于少數買辦。在全新時代,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。這里有生存的規矩,在這條邊界上無道德可言。自然,也沒有留給高貴的精神多少余裕。

      偏偏中國孔夫子又特別指出,要"行己知恥"。一年年地,見得多了,我總覺得孔圣人的這條遺訓,簡直是對中華文明的諷刺。太久了,在漫長的淘刷之后,已經不能追究--"無恥"的起源。

      四

      我也奇怪,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國人,F在不管我怎么躲閃,不管我怎么化妝,人們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見,到處有人揭發我"危險的"胡人本質。

      無奈體驗的件件事情,大多只是一些象征。議論的深淺,手段的下流,都不足為道。我們不過想摸索--文明在危難時的姿態,不過想尋找--第三世界的、高貴的文化表達方式。雖然它只像一絲沙漠中的聲音,掠耳消逝了--它曾帶著我們,向著一種人的理想跋涉過。何況還有具體的努力,它們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--我們對自己設定了的原則,實行了知識分子的自律。在他們醉生夢死時,我們在探究文明的闡釋權,在盡力學習多種專業知識。目的是一種囈語么,我們企圖打破--書齋學術對文明主人的話語壓迫。如同一群步行的吉訶德,雖然連瘦馬和名號都沒有,赤著手,缺乏一支銹矛,但我們幻想著大戰風車。

      魯迅的一句不相干的話像個讖語:胡風鯁直。一條魚似的,那骨頭其實根本不能和強權一碰,卻偏偏天生筆直且刺人。歐洲人愛學孔雀,總炫耀自己的上品高貴?墒,身在中國,人就不能逃出悖論:魚骨頭也是高貴的嗎?

      可能對每個不同的人,所謂高貴和責任都將有所不同。也許作為基本氣質的高貴精神,在中國已然變成了幽靈。它徘徊不定,若有若無,跳閃在路左路右,不知愿意為誰顯現,也不知它究竟會顯現幾分。

      但我又感到--只有淪為中國人,才能感到的尊嚴。如果我不僅敢于走完獨木橋,而且敢于只說一種"桌子"那邊聽不見的、自己的話。

      是的,本質的兩側,隔著一套語言。語言如火焰熊熊的大海,濃烈而灼人。當取道的決意下定以后,語言就如涌泉出,給人以洗禮般的新鮮和快意。

      那一側,是百年的優勢語言,西方精英心領神會的語言。所以,也是通俗的語言--說到底,它使人失去精神的獨立。而這一邊呢,不過是些心里話。

      我眺望著語言,久久陷在難言的感動里。

      騎著自行車我倒騰著新到的郵件。我喜歡在這樣的順路上解決郵件問題。慢慢的邊走邊看,在一個個垃圾桶旁停住。先扔掉不用拆開的無聊郵件,再扔掉瀏覽過的雜志。然后一封封把信看完,隨手留下要回復的,其余的扔掉。到家后,我馬上處理掉那幾頁回信。

      剩在案頭的是要藏好留存的信--雖有多少的例外,但差不多每一次,寶貝般收好的,都是些甘青新、西海固、老蒙古。昨天我忍不住在自行車上笑了起來,這回的來信居然滿紙波斯國的蝌蚪文,討論蘇菲詩歌里"dilbar(單數)/dilbaran(復數)"、也就是"情人和戀人"的區別。

      不,我已經不打算自救;貞浿椅⑿偷恼Z言史,我慶幸自己被恩惠的往事,慶幸自己危險的傾倒。我不由笑了。讀著,與人討論著神秘的詩句,滿紙抄著波斯或維吾爾的dilbar、dilbaran,我窺見了自己的傾向。

      時至如今我已經可以自信了:不管過得多么荒唐,我只會忠于自己的氣質。無論是作為文章的我,還是作為人的我。

      處理一己是容易的。而大家的問題,則是大家共有的。沒有任何必要杞人憂天,一切都遵循神秘的規律。高貴的遺產,或許已經湮沒了,高貴的未來,也許還剛剛在新生。


      1999年8月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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