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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為了暮年


     





      前兩年,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們曾籌劃為南京大學教授、我國元史研究會會長韓儒林先生紀念八十壽辰,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論文集。但工作正在進行之中,韓先生卻溘然辭世,旨在慶賀的論文集變成了追悼論文集。

      今年,我們又籌備為紀念翁獨健先生誕辰八十周年、從事學術活動五十周年編輯一本論文集;可是歷史又重演了--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際,不留一言,突然棄我們而去,使我們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論文集了!

      至少我感到,大樹倒了。一個值得注意的時代,一個失去長者的時代已經在悄悄地開始。在長者逝去以后,我不愿讓自己的文字因規循俗而乖巧、而奉承;也不愿在恩師辭世之際囁囁嚅嚅作孝子態;我寧愿繼續在先生的靈前照舊童言無忌,以求獲得我受業于他的最后一課。

      翁先生是一位學者,但他作為學者的一生也許是悲劇。我認識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;他作為一位老人卻擁有著無愧的暮年。

      翁先生個人的著述不算多。除了他在哈佛留學期間用英文寫作的《元史〈愛薛傳〉研究》(一本研究元代中國與歐洲關系的著作)之外,論文很少。其中最重要的《元典章譯語集釋》(燕京學報三十,1946),僅作了幾個詞條,顯然是一件未完之作。翁先生的論文幾乎都發表于四十年代末期,那以后,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,再是繁重的學術組織工作--吞沒了他的精力和健康,也吞沒了他作為一位學者應有的著作。


      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間,我總感到:他似乎下定決心不再著述。

      從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來,我和同學們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,愿為先生留下一本傳世之作竭盡全力。但他總是微微地搖搖頭,默默地吸著那著名的煙斗。他那神態使我內心感到一種震驚,我覺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:包括我們的熱心,包括學術著作本身。

      我覺得他的那種神態平衡著我的年輕好勝的沖動。但我畢竟是我;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東洋文庫進行中北亞歷史研究時,我曾向一些極著名的日本教授談到翁先生是我的導師。但他們的問話使我終生難忘,他們說:"哦,是嗎?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師,他有什么著作?"

      我覺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傷害。著作,著作就是一切!我簡直是在咬牙切齒地這樣想著、寫著。

      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著他的大煙斗。在他那殘破而昏暗的室內,時間在無言中流逝。黯淡的光線映著他的臉,我覺得那臉上現出了一種堅毅。

      惜墨真的勝于惜金。

      先生不著作。

      然而,在他殫精竭慮的領導下,中華書局點校本《元史》已經飲譽海內外。伊兒汗--波斯史料《世界征服者史》和《史集》的漢譯本已在我國出版。內蒙古學者對元代另一巨著《元典章》元刊本的點校已經開始;臼妨险,骨干隊伍建設,都已初現規模。翁先生一貫堅持的思想已經在我國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為現實。--但上述這些本不該由我來寫;我知道在這些學業大計的背后,有不少學者在感懷著他們與翁先生之間的故事。那些故事使人們在漫長而枯寂的勞累中,體會到了一些純凈和崇高。

      翁先生家門大開,不拒三教九流之客。我曾經陪著翁先生和外國學者談話。他握著煙斗,用英語和他們慢聲閑談。但只要聽到書名和論文的題目,他馬上打斷談話,當場要求把那名字寫在紙上,然后仔細問清內容。這時他的小外孫女領著一個同學進來了,她們大概剛上初中,做不出一道英文作業題。翁先生抽出他數不清的辭典中的一本,他給那兩個小孩講解時的神情和主持學術會議完全一樣。小姑娘走了,我看見翁先生臉上有一絲快意,也看見外賓臉上浮著的驚訝。

      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態度近于神秘。

      無論是我們同學,或是學術界一些同志,往往在自己的論文末尾注明"在翁獨健先生指導下"之類的話。這并非恭維,因為翁先生確實關心著他知道的每篇文章。但翁先生一視同仁,一律大筆一揮劃掉那句話。他劃掉那句話時,那近于快感的神態簡直使我無法理解。

      但是,在告別遺體時,當我看到數不盡的學者、青年、前地下黨員、工人都在慟哭,為一位哈佛大學博士、燕京大學代理校長、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化研究協會副主席失聲慟哭時,我突然想:

      --著作真的就是一切么?

      也許,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師。常常是,有幸遭逢的一席話甚至一句話就能推動人生的一次飛躍,"導師"的意義就在于此。

      我在翁先生面前肆無忌憚。我激烈地咒天怨地。我發泄地攻擊批評。我發現了一條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。我寫作時需要去找翁先生說個痛快才能繼續。翁先生總是端著他的大煙斗,心平氣和地聽著,即使插上幾句也全是商量口吻。我特別興奮的一次是在《文史》上發表了關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:那次我對先生說,不管怎樣我總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確的文章,因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質資料館的"物證"。翁先生聽著,不加評價,表情也很淡然。但是后來,我胡扯中說了一句:

      "日本有個古代雅利安博物館--"

      翁先生問:"什么?"

      我愚蠢地又說:"古代'窩、利、安、特'博物館。古代雅利安--"

      翁先生懷疑地望望我。他指指書架說:"那本字典。"

      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《日語外來語辭典》查了我那個"窩利安特雅利安"--Orient,東方。

      我挨了整整一個小時訓斥。翁先生在那一小時里的厭惡、嚴厲、忿忿不滿的神情至今像是還在剝著我的皮肉。后來,有時我聽見文學界一些朋友嘴里掛著"感覺"、"特棒"、"文化學"等等詞兒時,我喜歡抬上一杠:

      "哪兒棒啦?什么文化?我怎么不懂呀!"

      這種抬杠緣于那一小時。我已經感到這種抬杠(當然更多是默不作聲的)使我受益匪淺。

      在學問上,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。記得一九七九年初,我終于沒有瞞住、而讓翁先生讀了我的第一篇小說以后,我使勁解釋說,寫著玩兒的,休息時寫的,我不會耽誤功課;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,說道:

      "你會成為個作家。"

      他的口氣中沒有一絲不同意。我覺得他這個人沒有一絲干涉學生,干涉別人選擇的壞習慣。他只是平靜地發表了一下他對我觀察的見解而已。

      一九八五年年底,我鼓足勇氣請求翁先生為我的小說集《北方的河》題寫書名。我沒有表白我鼓足勇氣的原因;沒有說一句我對這本集子的自負、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間留下一點紀念的心情。

      翁先生已經捉不牢手里的筆。在他那間永遠昏暗的陰冷的屋里,我看見這白發蒼蒼、生命已屆遲暮的老人顫抖著,用硬重的筆觸為我寫下了"北方的河"這四個年輕的字。

      他看不到這本書了。

      翁先生在暮年下定決心不著述,這于我是一個深奧的謎。我因為不能悟透這個謎,所以總覺得作品重于一切。但有時我又覺得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,我覺得我們師生其實是在完成著同一個過程。更古怪的是,我雖然年齡尚小卻禁不住地總在思想暮年;也許是先生的暮年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

      是的,生命易老,人終有暮,更重要的應該是暮年的無愧。學術會被后代刷新,著作會被歷史淹沒,不是所有學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,也不是所有白紙黑字都能受到那樣的敬重的。這是一種現世思想呢?還是一種來世思想?--我不知道。

      我只知道,能有一個像翁先生那樣的暮年,是件很難的事,也是件輝煌的事。

      在聽到翁獨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,我覺得我該做點功課紀念自己的導師。我打算寫一篇嚴謹扎實的蒙古史札記;但寫成的卻又是一篇小說。我寫了我國蒙古族牧人活動的最西極邊境--伊犁的一個名叫波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,然后填上了一個題目:《輝煌的波馬》。

      我相信,先生是會原諒我的。


      1986年7月1日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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