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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美文的沙漠


     





     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之間,我曾以日本國際交流基金"特定地域研究計劃"合作人及東洋文庫外國人研究員的身份,在日本進行過為期一年的中北亞歷史研究。無疑,在東渡之前,我也有過一份與日本文學界及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界交流的愿望。甚至可以說,那是一份熱望;我曾盼著自己的文學因這一交流而長足進步,我在內心里對這一目的寄托了遠較學術研究更多的幻想。

      但是,在異國感受到的真實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。到了后來,事情發生了極端的變化,我不客氣地拒絕了一個個電話,并且公開申明自己不愿意與日本的文學界、特別是他們的中國文學研究界接觸。

      時至如今,我不僅仍在暗暗慶幸自己的這一變化,而且還暗暗確認了一個非理論的認識,即認為當代優秀的中國文學是不可能與外國人交流的。

      為什么呢?除開諸多不屬本文范圍的原因之外,我想指出的一個問題是:美文不可譯。

      我以為這個與翻譯學基本目標和理論相抵觸的認識是正確的:無論是書面語(包括文學語言)或是口語,一旦在它們表達著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、情緒、特定意識、弦外之音、獨有的生活、基于傳統和文化的只可意會的心理素質的時候,它們就是很難甚至是不可翻譯的。能夠翻譯的只是表面,只是大意、對應或比喻。翻譯過程中的精益求精或刻意求真只能導致一個泥潭,站在兩片文化之間束手無策的泥潭。容易翻譯的語言都不是上述那種傳神的東西,它們大約是機械的(如自然科學、含義準確的文牘)、平庸的(如低質的文學作品)或狹義的?梢哉f:傳神的或有靈氣的語言不可翻譯。

      翻譯學頑強地與這一命運搏斗著。而他們的勞作之間還有一個被忽視的問題存在:對翻譯對象的尊重。

      在不存在尊重問題或問題已經解決了的例子中,如對李白的詩,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,魯迅著作的翻譯中,醒目的現象是譯家蜂起,譯本不絕。如《水滸》日譯本已多達數十種,而且看來還會繼續增加。這說明,后來的更嚴肅或更自信的譯家們總認為,偉著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地被翻譯。這又說明,膾炙人口或流芳百世的現象背后,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非文學的原因。

      在尊重問題遠遠沒有解決的時候,比如外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譯介,我敢斷言,他們出版給外國讀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,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情報信息。真正優秀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或不被他們所選擇,或他們沒有翻譯和理解的能力。幸運地被完整介紹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。這些作品本來不屬優異之作,它們的語言無底蘊無深味,甚至干癟得刪刪漏漏也無妨大局,兼之膚淺的政治思想內容和呆板的形式,于是正好與那些政治興趣甚濃而藝術素養甚少的外國專家相映成趣,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更可悲的、在國外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形象輪廓。而事實上,與此同時,當代中國文學卻正在文學化、藝術化,正在迅速地發展著。

      對別人的攻擊至此結束。

      與我有關的是前面引出的一個概念:美文。

      母語的含義是神秘的,我其實是在很晚以后,才多少意識到自己屬于中國人中間的一支特殊血緣--因為回族是我國惟一的一個外來民族。然而一支異鄉人在中國內地、在漢文明的大海中離聚浮沉,居然為自己重新選擇了母語,--這個歷史使我感到驚奇。在文學創作的勞動中,我至今還沒有機會寫一寫使用這種語言曾帶給我的種種美好感受。我記得我曾經驚奇:驚奇漢語那變幻無盡的表現力和包容力,驚奇在寫作勞動中自己得到的凈化與改造。也可能,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--感到了美文的誘惑之后,才正式滋生了一種祖國意識,才開始有了一種大人氣(?)些的對中華民族及其文明的熱愛和自豪。

      也許一篇小說應該是這樣的:句子和段落構成了多層多角的空間,在支架上和空白間潛隱著作者的感受和認識,勇敢和回避,吶喊和難言,旗幟般的象征,心血斑斑的披瀝。它精致、宏大、機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傾訴堆于一紙,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動著一個活著的魂。

      當詞匯變成了泥土磚石,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時,漢語開始閃爍起不可思議的光。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樣,使一個個詞匯變化了原來的印象,浸泡在一派新鮮的含義里。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詞,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個位置;深沉的體會又發掘了舊義,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種樸素又強烈的本質之輝。

      這決不是單講文字,更與文字游戲無緣。這一切不僅囊括了包括情節、典型、主題在內的角角面面,而且包容著和表現著作家的全部人生體驗、真知灼見和文化修養。

      敘述語言連同整篇小說的發想、結構,應該是一個美的敘述。小說應當是一首音樂,小說應當是一幅畫,小說應當是一首詩。而全部感受、目的、結構、音樂和圖畫,全部詩都要倚仗語言的敘述來表達和表現,所以,小說首先應當是一篇真正的美文。

      這樣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譯的;但是我應該放棄偏激的立論退一步說,這樣的美文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能被翻譯:那就是當彼岸的翻譯者具備著同樣的文學氣質和修養,具備著另一種語言的美文能力,特別是具備著共同的或共鳴的理解和體驗,具備著同樣強烈的激動的時候,翻譯或理解就是可能的,而且可能是出色的。

      而事實上太難了。

      何止國際之間,即使"同文同種"的國內也是一樣,有時相互理解,即相知的困難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個翻譯。對于一種真正的美文來說,有時孤獨是難免的。

      但是所以談到孤獨這個概念,還遠遠不是指的這些理解問題。對一種藝術或理想來說,特別是當它身上折射著某種文明在質變、民族在抉擇、歷史在取舍的時刻的光彩時,它不可能奢求熱鬧。就像尖兵在荷戟前進,就像口語在突破書面語,以及文學語言突破語法一樣,所謂美文是一頭突入沙漠的駱駝,永遠需要一種堅忍、淡泊和孤膽的熱情。

      何況,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樣的美文,那么作家就會在疲憊中得到安慰、自豪和激動。他會覺得這樣的作品比生活更美,比自己更美,他會覺得此生因追尋過這樣的作品而毫無遺憾,他在感受著自己生命的火焰漸漸黯淡的同時,也滿意地看到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潑地閃跳起來。在那里活著的生命不再是微弱的和暴露的,在水簾一般透明而又難以穿透的語言背后,在真正的文學藝術的軀體內部,他覺得那生命奇異地強大了。

      還有一個自我判斷的問題?v觀歷史指點江山都是容易的,但是,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學中寄托了一切,那么判斷自己的文學就會是一件嚴肅而艱難的事。

      我們這一代年輕(?)作家由于歷史的安排,都有過一段深入而艱辛的底層體驗。由于這一點而造成的我們的人民意識和自由意識,也許是我們建立對自己的文學審美和判斷的重要基礎。換句話就是說,繼國際、國內的例子之后,現在談到的是對自己"翻譯"的可能性問題。

      這個問題無法說清。也許自信是一種關鍵。也許理論是一種關鍵。我只能說確實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"自我感覺良好"的例子存在,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員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。

      而且這無異是估計未來和猜測未來;在這個問題上過分費腦筋是沒有必要的,作家的創作更重要的依據是感受。

      這又是一個沙漠。但是,我們畢竟有了人民和自由這兩種意識做基礎,我們還可以不斷地體察生活、領悟歷史、琢磨藝術。我想說的只是,在我只能循著命定的方式追尋我觀念中的美文的過程中,我希望自己耳中總能聽見人民和歷史的腳步。我企圖用聽見的這種聲音矯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勢,把被動和主動調和起來。

     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。在沙漠中,不僅有絕對的馳騁的自由,而且還有美麗的海市蜃樓。海市蜃樓就是夢,我以為夢對于一個作家是很關鍵的,也許夢也是人類進步的一個動力。夢這個字眼兒在文學中已經用濫了,我講的夢是另外一個概念。我以為,二十世紀末的世界歷史已經證明了多次:夢的信念,夢的追求,乃是一個民族、一個人、一個青年、一個作家最最寶貴的財富。


      1985年9月1日
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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